要把握革命与完善的统一，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约数。

基本账户主要用来购买住房、偿付房贷，也用于教育支出。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形式上更加类似于墨西哥的公积金制度，因为两者都设计了体系内的住房抵押贷款制度。

新加坡公积金和香港强积金保值增值做法上的区别在于，新加坡按照相应期限的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直接给予缴存者保底回报率，香港强积金则是通过组合投资中配置较高权重的银行存款、高信用评级债券来保证缴存者得到保底回报率，然后再通过灵活配置股票等资产来增加提高整体收益的可能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的参照指标和投资品种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保值增值的手段也会更加科学合理。把这2.1万亿元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除以实际缴存人数6200万人，可以粗略地认为平均每个住房公积金账户上有33871元。个人公积金存款按年计息，每年6月30日为结息日。制度如此设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组合投资策略和市场交易方式为缴存者赢得安全稳定的回报率，并在获得安全稳定回报的前提下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公积金是强制缴存的，各地对提取的限制非常严厉，近年积累的资金基数又非常大，所以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表现出了非常迅猛的增长态势。第二，每年计息一次，只计单利，不计复利。但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必须突破现有的思维定势和体制框架，着眼于未来的行政体制、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和人口迁移格局。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按土地原有用途补偿和30倍补偿上限规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全国的建设用地为33.07万平方公里，但其中的城市建设用地仅为4.58万平方公里(2012年)，与农村建设用地相比，为1比6。另据媒体报道，国土部曾两次计划出台《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管理办法》，但未能如愿。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来扩大供给 尽管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步伐可能不如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空间不大，相反，中国现有土地运用上的问题太多，提高利用效率的空间很大。

相比农村建设用地（如宅基地）的放开和流转的谨慎，预计三中全会在推进农村承包的耕地和林地的经营流转改革的步伐应该会大一些，如更加市场化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已在近期出台。这种情况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将迎刃而解。

而目前对非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政策也非常保守。显然，农村较少的人口（且今后还将进一步减少）占有过多的建设用地，而城市的建设用地占比过低。《人民日报》年初还采访了2013年一号文件起草组的成员，他们指出：宅基地是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只能农民自己使用。因此，改变现有全国建设用地的布局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即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同时，相应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比重。

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仍有较大扩张潜力，但土地粗放利用现象也应该阻止。似乎不需要再建了，但这存在细节上的误导：一是，建筑面积大于使用面积，而西方国家一般以使用面积来计算人均面积。农户拥有宅基地，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利。未来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化信托参与承包经营权流转。

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给，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尽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可以大大缓解城市住宅用地的短缺矛盾，但抛开体制性障碍不说，由于农村宅基地供给量过大，一旦放开，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而言，都可能导致其崩盘，酿成金融危机。

二是逐渐缩小征地规模，通过加快农业土地流转来维护农民权益。例如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等均是通过深化改革盘活工业用地的典范，而且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从全球人口迁移的量级看，中国无疑是当今迁移规模最大的国家，人口的迁移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中国同样也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发展中大国。由于中国的土地供应和使用具有高度计划性，而人口的流动则具有较大的市场性，故土地制度改革就十分必要。随着大量农业人口不断转为非农人口，很多东部省份和大城市出现人口暴增，与之对应，有些省份的人口出现了净减少，如从2001年至2012年，广东省人口增长了21.3%，浙江人口增长了15.8%，北京人口增长了49.4%，上海人口增长了42.7%，天津人口增长了40.7%。三中全会在土改上将有哪些突破？ 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重庆、成都、嘉兴、深圳、沙县等地开展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并出台了地方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也为修订《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和土地制度改革做了有益的尝试  进入 谢国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比如，消费信贷近来被奉为刺激经济的灵丹妙药。

三中全会公报显示出，中央高层接受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力量的意愿。利率如此之大的上涨，将肯定会像以往每次一样，引发流动性大幅撤离新兴市场。

这一体系已经变得如此之大，结果正在驱动中国的货币供应。很多观点将以改革的名义被提出并推销。

过去几年增加金融体系的灵活性被视为改革之举，但它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体系，该体系撑起了一个银行体系本无力支撑的巨大泡沫。当眼下是泡沫，改革就不可能在这种不稳固的基础上行之有效。

但"影子银行"体系并不具有影子性质，它是由银行体系控制的，其大部分产品是通过银行被售出。接受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一流动性来自于投资者总体平衡的购进和售出某一产品，而标的资产本身往往不具流动性。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真动作。

当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时，新兴经济体往往会出现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的水涨船高。让它们加入土地升值的大军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在游戏的如此末段把它们卷入进来，将会让农民破产。

什么时候某项改革被执行，市场就会产生恐慌，增长的考虑重回优先，改革再度被推向不确定的未来。尽管主板市场一直低迷，创业板的市盈率却一直很高。

股市是中国推行改革所面临两难的一例明证：政府推动改革时，能否忽视泡沫的存在？我怀疑，出于市场的反应，中国的股改将没有那么快，因为政府还没有承受泡沫破裂后果的决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进，是因为这关乎政府的权力。

QE的停止将导致长期利率高企，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可能在2014年达到4%，而其最近一次低点为1.3%。如果是增加，它就并非真的改革之举，而不过是又一个延长泡沫经济的把戏。经济的稳定性也正在提高。这些国家的变化相当于美联储政策的加速器。

中国应该赶在美联储之前行动，首先处理影子银行体系的问题。当高通胀迫使货币政策收紧时，泡沫经济理应终结。

中国的小盘概念股已经经历了一轮疯狂。抑制泡沫的困难在于泡沫与地方政府财政模式间的共生关系。

彼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绝佳时机，但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信贷刺激（主要通过降低信贷标准）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所以当美联储逆转其政策时，中国也将承受最大的后果。